长沙移动厕所据悉外婆上厕所时都说去“五号”

    1967年，我三岁，搬到建湘新村24栋，使用冲水蹲厕，当时全长沙恐怕只有建湘新村和砂子塘新村厕所入户，并且是冲水蹲厕。

   长沙移动厕所据悉我们那套三室两厨一卫的房子，居住了三户人家。外婆不管有无客人，她上厕所时都说去五号，从不说拉　、屙屎、解手和上厕所，她有着融入血液的教养。外婆偶尔也皮一下，她管手纸叫面票子，大家可以脑补一下面票子的含义。

   长沙移动厕所据悉 隔壁邻居是三口之家，爸爸妈妈和女儿。他们家女儿是一个比我大十多岁的大姐姐，年龄和我妈妈接近，刚搬来时和妈妈蛮玩得来，但两人慢慢因为厕所问题发生矛盾。有点洁癖的妈妈，把蹲便器的清洁包了，她隔段时间就用稀释的盐酸擦拭蹲便器，而隔壁的大姐姐从不清洁蹲便器，还把卫生纸乱丢，妈妈说了她几次都不听，日积月累，两人矛盾加深，终于爆发冲突。爸爸告诉妈妈，你要不就不去清洁厕所，随它臭气熏天，要不就只管自己去做厕所清洁，不去管别人做不做。但有洁癖的妈妈既做不到不清洁厕所，也做不到不和隔壁大姐姐吵架，两人就这样对峙下去，直到两年后我们搬家才结束。

    深夜常常有附近农民偷粪

   长沙移动厕所据悉 我14岁那年从建湘新村搬到了湘药宿舍，时在1978年。湘药宿舍跟建湘新村不同，只有公共厕所，没有入户厕所。从我们家去公共厕所需要从二楼下来，再走几十米。周围上十栋平房和楼房，才一座十个蹲位的旱厕，男厕所多一溜小便池。每天早晨，公共厕所排了两条长队，一条自然是拉　的，上百人，才十个蹲位，早晨是人们集中方便时间，自然打拥堂（长沙方言，拥挤）。还有一队是倒马桶的队伍。人们一手提着马桶，或者痰盂，一手拿着竹刷把，倒完马桶痰盂，再就着水龙头洗刷马桶痰盂。倒马桶痰盂的队伍里，除了大妈，还有大男人，还是世俗眼光里的成功男人，有工会主席，有副厂长，有总工程师，当然也有普通技术员。副厂长叶季雄和工会主席鞠军贵就长期帮老婆孩子倒马桶，他俩不是那种趁夜深人静，偷偷摸摸，怕人嘲笑那种倒法，而是堂堂正正，神态自然，有说有笑随着大家一起排队倒马桶。按我今天的理解，这才是真男人，尊重女性啊。

    长沙移动厕所据悉上世纪七十年代末、八十年代初，虽然化肥已经普及，但限于经济原因，粪肥仍是农民的主要肥料，长沙的很多公共厕所产生的粪肥，在联产承包之前，一般是被生产队订购，联产承包后就被农民个人订购了，属于个人财产。生产队的粪车由两轮板车改装而成，在板车上加装一个腰子形木桶，上面有一块活动的翻板。他们一般是隔段时间，几辆粪车一起出动掏粪。那时深夜，常常有附近农民偷粪，粪肥既可以自己使用，还可以卖钱啊。偷粪贼常常弄出很大的声响，我们既分辨不出是偷粪贼，还是农民自己在挖粪，反正事不关己高高挂起。偷粪贼一旦被订购了粪肥的农民发现，都会被打个半死。

    “长沙公共厕所的活地图”

    长沙移动厕所据悉东东是我唯一的朋友，他几乎参与了我人生所有的重要活动。少年时我俩除了不念书，啥都干，打篮球，踢足球，玩羽毛球和乒乓球，听评书。我们干得最多的还是逛吃逛吃。我因为从小就肠胃不好，所以每回和东东吃完一家店就会立马拉

    ，东东调侃我是进出口平衡。找厕所是一门技术活，当时因为我找厕所的次数多，自然而然就熟悉长沙市区的公共厕所，所以东东笑称我是长沙公共厕所的活地图。那时我们如果去水风井报刊零售门市部买书报，就去附近的三角花园的公共厕所方便。如果在黄兴南路的长沙市公安局附近吃锅饺，买沁芳水果吃，内急了就去长沙市公安局旁边那条小巷放包袱。第一次给老婆买礼物，也是东东陪着我，那天我们跑了很多地方，最后在蔡锷北路上给我老婆买了一双红色花牌高跟鞋。我又内急了，立马冲到马路对面的伍家井公共厕所卸包袱。那时不但公共厕所难找，公共厕所的卫生更让人恶心。因为是旱厕，臭气熏天也就算了，经常还满地粪便，连下脚都困难。粪池堵塞，粪水四溢更是家常便饭。那时我蹲在蹲位上，看到一大片白白胖胖的蛆婆子在蠕动，害怕它们爬到我身上，每次都是尽快解决，逃也似的跑出厕所。

    我和东东在一起时大便，东东都没有怨言，心平气和地站在公共厕所门口等我，等多久都没事。